李江帆教授，第三产业经济学创始人，我国第三产业研究领军人物，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的100位经济学家”称号获得者。历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所长，后调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获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广东省（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等称号。出版《第三产业经济学》、《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服务业研究》等论著共约1160多万字，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八五”、“九五”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共70项。应国务院秘书长邀请，赴中南海商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大计，研究成果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采用，对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教40年来，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优秀人才，其中博士后3人，博士56人，硕士116人。
他面对人生逆境，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脱颖而出，终入大学学术殿堂。他把握时代脉搏，迎难而上，刻苦钻研，敲开了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大门。他肩负教育重任，因材施教，授之以渔，为我国经济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就是李江帆教授。
一、求学问·玉经磨琢多成器
1951年，李江帆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教师家庭。清贫的家境促使他从小养成了很强的自立能力，懂得要设法为家里分担困难。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他爱学习、好钻研的习惯。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任班长，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心向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然而，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向着未曾预料的方向前行。1966年他读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和不赞成对班主任上纲上线的批判，被排斥、受打击，深感委屈。经历了人生的大挫折，体验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实际只读了两年初中的他渴求知识，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希望升学深造，但极左阴影打碎了他的求学梦。
1968年，李江帆被卷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到都斛公社圆美大队插队。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与离床仅三、四米的耕牛为伍；第一次学犁田时不会扛犁，冰凉的犁尖差点把他的腰腹刺伤；在一望无际的围田里劳作，咸淡相混的黄浊饮用水和毒蚊，弄得他眼睛发炎、发肿。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使他深深体验到当知青的艰难。
李江帆并没有被困难所击溃。他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难而上，熟练掌握了农活技巧。他老老实实响应上级号召，留在农村过下乡后的第一个“革命化春节”。工余时间，他常为社员们装修电灯、收扩音机、广播喇叭。辛勤劳动的汗水使他博得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1969年秋，他在保留插队知青身份的条件下，被推荐到都斛中学读高中，幸运地成为全公社数百名下乡知青中的三个特例之一。他梦寐以求的升学愿望，没想到就这样在下乡插队时实现了。
李江帆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怀着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发愤图强，用功学习。他被选为学生排长（教学班改称排)，各科成绩一直在全校遥遥领先。他认真学哲学、用哲学，联系学习、劳动、工作和世界观改造，写了不少笔记。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高中数理化新知识，这为他后来成功通过大学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并没有忘记知青身份，每逢农忙假、周末、节假日、寒暑假，都回到生产队干活。连星期天下午，他也在干完了晚工后，才摸黑走回6公里外的学校。全年统计，“脱产”读高中的他，挣的工分居然比全队所有“不脱产”的知青都多。
1971年，李江帆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大队粮食加工厂工作，数月后，被指定兼任园美小学耕读班教师。他想方设法教好一群学龄前儿童，受到群众欢迎，获得先进教师的荣誉，出席台山县教师大会。1972年秋，他被抽调到响水潭水库管理大队民工伙食财务，兼任炊事员。一次，他在水库工地上意外摔伤，导致左手臂关节脱臼和撕脱性骨折，被送往医院。在台城疗伤后，手臂仍无法完全伸直，他不由得有些担心，但想起工地上无人管账时更为担忧。于是，他在手臂还无法完全康复时，谢绝了亲人的挽留，赶回工地，一边工作，一边在附近乡村寻医问药。
1970年初，我国部分恢复了大学招生，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大学生）。虽然李江帆的文化科学知识完全可以达到大学的入学要求，但在那个“唯成分论”横行的年代，“家庭出身问题”犹如一座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横跨在他的求学之路上。他清楚自己很难通过这种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的“推荐”与“选拔”关。上大学只是他心中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梦想。
没想到，在1973年，李江帆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转机。他下乡五年来，在五次工种变动中显露出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适应能力，不辞劳苦以自己的知识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心愿，在普及农村初等教育工作中表现的热情，加之在水库工地上意外受伤后仍带伤坚守岗位所体现的责任心，使他获得广泛赞誉。1973年6月，他被评为都斛公社优秀上山下乡知青标兵。他在公社知青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通过有线广播传到全公社千家万户。李江帆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前奏曲”，便马上抓紧时间，开始复习功课。
1973年，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大学工农兵学员的选拔恢复了全面统考。恰好在1972年，毛主席送给下乡知青家长李庆霖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这成了大大提高下乡知青在上大学竞争中的地位的“尚方宝剑”。上级规定：各公社推荐读大学候选名单中，下乡知青必须“单列”。这就避免了下乡知青在与当地青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夏天，公社公布推荐上大学的候选人，李江帆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在中小学阶段打下的扎实文化基础，奏响了他敲开高等学府大门的“主旋律”。经考场上的一番较量，他一举夺得台山县选拔工农兵学员文化考试第一名。
无巧不成书。考试成绩出来后，李江帆被评为台山县先进知青的事迹恰好在县展览馆开始展出。县团委和县招生办负责人参观了预展，知道李江帆就是在全县选拔工农兵学员文化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的年青人，频频点头称许。一夜之间，李江帆成了台山“又红又专”的新闻人物。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下，他这个本与大学无缘的准“黑七类子女”，被选拔到大学殿堂深造，在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政史系学习，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飞跃。
李江帆就读大学的1973—1976年，正是文革非常触目惊心的时期。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但他毕竟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开门办学，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山区和珠江三角洲的社会调查和理论学习辅导，增长了他的才干，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学写经济学论文，初尝小说和论文在报刊上发表，手写字变印刷体的喜悦。
李江帆在当时打开校门办大学、不只是在书斋里读书的“开门办学”中，深入基层调研，与群众一起劳动，有时还要提出工作指导意见。他在工厂里与工人一起织布，在生产队中与农民一起抗旱，为上百名群众上理论辅导课。这段宝贵的经历使他开阔视野，得到锻炼，积累了社会工作经验，为日后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谈起求学之路上的坎坷与不易，李教授感慨万千。他回忆道，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确实出现过数次有助于他走向成功的难得机遇：下乡插队时，他获得以知青身份读高中的机会，打下了日后考大学的知识基础；刚好在全国重视改善知青待遇的氛围和选拔工农兵学员恢复统考的时机中被推荐读大学，因而有资格在考试中展示自己的实力；考场上的成功与展览中的荣誉恰好同步出现，使他得以顺利通过工农兵学员选拔的难关。
如果没有后来出现的种种机遇，李江帆似乎无法跨越命运为他设下的种种阻碍。然而当我们回顾他的求学之路时会发现，在这些令人称羡的幸运背后，是他多于常人所付出的努力。无论身处何方，他从未停下那追求目标的步伐，不断提升自我。正是因为如此，当机遇来临之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一举实现人生的飞跃。
二、做研究·无限风光在险峰
大学毕业后，李江帆被分配到佛山地区师范学校任政治教师。他在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使他很快就适应新的岗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使他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同时，他也未停下追求知识的脚步，工作之余坚持自我进修。从1978年起，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坐公交车或骑单车30多公里，回到母校参加教师进修班。得益于这一年多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原著的进修学习，他的理论素质和工作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1978年，全国研究生恢复招生。次年，母校传来消息，黄家驹老师希望他报考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得知消息后的他为之一振，迅速制定了工作、复习两不误的详细计划，几乎把每一分钟都利用到了极致。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秋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华南师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飞跃。
李江帆对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之旅，始于硕士研究生时期，经历了困惑、启迪、升华的“三部曲”。当时教师、医生和服务业人员等“非物质生产劳动者”，被看成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布施而活，动辄被指责“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但“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对此，他虽持异议，但又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批驳它。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促使他寻找问题的答案。
为此，李江帆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在经典著作中得到了启迪。马克思关于“服务形式消费品”的论述，以及西方经济学中把物品(goods)和服务(services)的并列分析，使他感到豁然开朗，打开了全新的思路。正是在这基础之上，他的思想产生升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将产品概念局限于物品的范围，否认“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生产产品，这是上述谬论得以流行的理论渊源。李江帆意识到，要正确认识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产品观念，将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也纳入社会产品的范围。
既然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发现了经济学的“处女地”，李江帆决定进行“开荒拓土”，开始第三产业研究。然而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理论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非生产人员”比重大是帝国主义腐朽的表现。面对一片反对声，他发现自己正与一个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作战。由于中国第三产业研究的长期空白，他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相关文献。除了与统治中国经济学术界的流行论点交锋之外，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李江帆还得先“战胜”自己，和头脑里“先入为主”并一度占据稳固阵地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搏斗。
面对传统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李江帆迎难攻坚。1981年，他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北上访学，带着硕士论文研究大纲，到北京、长春、重庆、武汉、上海等地拜访专家学者，听取了来自各方的正面、反面和侧面意见。他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46、47卷，广泛阅读相关中外资料，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李江帆对第三产业的研究成果，凝聚在1982年完成的《论服务消费品》中。他在这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中建立了服务产品理论。其主要部分于1984 年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本上问世，打破了广东学者未在该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记录，成为他1986年晋升副教授的代表作。
如果说1982年的《论服务消费品》论文是他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基石，那么1988年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则是他创立第三产业经济学的里程碑成果。1985年起，李教授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进行了寒暑三载的攻关。最终，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在1988年6月4日凌晨脱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指出：这本专著以“崭新的结构、清新的学术观点、严密的科学论证和自成一派的理论逻辑，在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开拓了第三产业经济学”。“它不仅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该书广受关注和好评，199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李教授的第三产业研究成果，得到国家决策部门的关注与重视。1992年，他应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邀请，两次赴北京中南海商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大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吸取了他的第三产业研究成果。
从硕士时代起，李江帆的研究生涯已经历了四十个春秋。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1980至2018年间发表论文404篇,著作8本,主编专著20本,共1100多万字。他主持国家级、省级等课题项目共70项，多次参与地方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研究、咨询与培训，1989、1996年赴英国雷丁大学和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访问研究员，历任广东省高校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华南师范大学“211工程”“市场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重点建设项目带头人、中山大学“985工程”服务经济与管理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服务业研究”首席专家等重要学术职务。第三产业研究的辛勤耕耘让他收获了 “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的100位经济学家”等诸多殊荣。
如果把学术研究比作是一次次攀登峻岭的挑战，那么李江帆开始探索时的第三产业便是群山中最为险峻的山峰。当众人还在抬头仰望这险峰时，他早已勇敢攀登于崎岖小路之间，最终成功登顶，看到了重重险峰中最为美丽的风光。凭着高瞻远瞩的意识、发奋图强的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态度，他在中国第三产业理论发展史上画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育人才·令公桃李满天下
李教授不仅是一名勇于创新的出色经济学家，还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教师，曾获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他说，当老师对他而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用刻意去选择。李江帆几乎大半辈子都与“老师”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出生于教师家庭，下乡当知青时当过耕读班老师，后来在师范学院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师范学校里任教，攻读研究生也是在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当上了“老师的老师”。
从教40余年，李教授在教书育人中倾注大量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他将“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相结合，把治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自2000年起开始研制多媒体课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精心制作的课件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第三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多媒体课件，被中宣部选为全国干部培训精品课程。他重视以科研实践带动人才培养，经常带领学生参加科研调查、案例分析和专题研究等学术活动。这种科研实践与教学环节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解决能力。此外，他还十分重视论文写作基本功的训练。从学位论文的开题、修改到定稿，他都一丝不苟地对待，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他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也从不吝啬自己的表扬与鼓励。在他的耐心指导下，学生在语言表达、写作逻辑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除了科研教学，李教授还十分强调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他指导研究生的第一课，就是“研究生做学问与做人”讲座。他以正反面案例分析、个人现身说法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教育。他朴实无华、不讲空话和套话的讲座引起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共鸣，让他们懂得不仅要会做学问，更要会做人，做受社会欢迎、综合素质高、德才兼备的人。
李教授“授之以渔”的教学方法与全面的素质教育，使学生们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为人处事的原则，给学生们树立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他在华南师大培养的第一个博士李冠霖曾写道：“从学术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导师对我的要求都是那么的一丝不苟。他批改我的文章时，常常要我坐在他身旁，边改边说文章的毛病出在哪里。”许多曾聆听李教授教导的学生发出了这样的心声：“我作为您曾经教诲过的学生，深深感谢您传授给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为人之道。”
李教授至今仍珍藏着许多与学生相聚的照片，既有共同参加课题调查、学术会议的留影，也有历年来师生大聚会的合照。翻开厚重的相册，他对每张相片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忆起了与学生们通力合作以完成课题的日日夜夜。他笑称，他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研究，从2011年立项到2017年完成，自己年长了六岁，变成了“资深”教授，也欣喜地发现，同学们的职称在这六年课题研究中也“长大”了。人们从中看到了师生关系最完美的状态——同心合力，亲密无间，共同进步。如今他的学生成才了，在各个领域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他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从大学的“峥嵘岁月”、研究生的“成长岁月”、投入工作的“奋斗岁月”，再到卓有成就的“辉煌岁月”，如今李教授正在享受着金秋般的“休闲岁月”。我们聆听他讲人生道路上的经历，犹如阅读一本催人奋进的小说。篇章之间，既有面对人生曲折时的奋发图强，也有抓住难得机遇后的人生飞跃。他的学术精神令人动容，他的高尚师德使人敬仰，他的治学经验激励着后来者奋进。
《华南师大校友》记者 甘小丹
